《女佣》:中产阶级卧室里的黄片,和越忙越穷的困局


她想过要给自己请一位家政工。“我最近太忙了,想着如果有人来帮几个月的忙就好了。但我做不到。我付不起钱,我想直接给她们钱,在每个房间里都留下几张20美元的现金。”她笑着说,但事实是很伤感的。她认为家政工是一个卑微、受挫的工作,她小声说,“我不想让别人做这样的工作。”

令人惊讶的是,她的家政工同行都是女性,其中大部分都是单身母亲。现年39岁的兰德对此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家政工作的时间很灵活,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孩子上学的时间,回家后你还可以照顾孩子。而这个工作一般人也不愿意做,只要你愿意跪下来擦马桶,你就永远可以找到工作。何况,没有人比单身父母更绝望。”在美国1200万单亲家庭中,80%由母亲照顾,40%的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在如此低薪的情况下,金钱成为永无止境的负担:每一次开车出门都需要计算油钱。要喂饱米娅,意味着她不得不自己饿肚子,只能用速溶咖啡来填肚子,情况好的时候才能吃一块花生酱三明治。她会在晚上去超市采购,只为了避开其他人的视线。有一次,一位男士看到她手中的福利券,对她喊道“不用谢”,好像是他在为她的食物付钱似的。她曾经住在华盛顿州斯卡吉特山谷一间小小的潮湿房间,墙壁上一直出现一块黑色的霉菌,让米娅一直处在生病的状态。友好的医院护士把她自己的除湿器送给了米娅。

极低的收入加上福利资助,意味着她的生活充斥着无穷无尽的检查:收容所有宵禁,要进行尿检;福利工作人员需要证据来证明她的车不是什么好车;用福利券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她要接受收银员的沉默打量评判。她忍受着种种不公,只为了照顾她的女儿米娅(Mia)。

她第一篇拿到稿酬的写作作品,是为Vox写的一篇记录她家政工作的文章,这篇文章以最糟糕的方式流行起来。“我沉睡了很久的个人网站,一般只有我母亲会来看,现在却一小时就有5000个点击量。人们叫我蟑螂、寄生虫,说我应该去监狱。那些会请家政工的人,不希望知道家政工会对他们有意见。那几周,我连出门都困难。”

看第一眼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看的视频是一个小婴儿在流浪汉庇护所里迈出她人生中的第一步。小女孩对着镜头背后的母亲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我的注意力却放在了她身后一尘不染的地板上。但在家政工斯蒂芬妮·兰德(Stephanie Land)的眼中,情况却完全不一样:“地板里嵌着经年累月的灰尘。无论我多么努力地清洁,都不能完全擦干净。”

后来,当兰德终于以穷人的身份“出柜”,她原来的朋友也承认他们在依靠福利券和医疗补助计划过活。“我不知道我自己有这么多朋友也在挣扎,我们需要开诚布公地讨论福利问题。我认为,讨论‘穷人’会让很多人感到害怕,因为这代表着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在见过富人家的样子之后,兰德并不想变成有钱人。“我希望能还清欠款,我希望有自己的房子,但我仍然希望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有钱把孩子们送进大学,不用再担心金钱的问题就好了。”

这种焦虑反映在读者留下的圣母评论中。陌生人想知道她为什么有文身,为什么有智能手机,为什么她当年没去堕胎。“我觉得他们想要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的遭遇只是源于我自己的糟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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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的选举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充满怨言的贫困工人阶级。但兰德遇到的大多数挑衅反而来自“福利悬崖”另一边的人:那些没有穷到可以接受福利的人。她也曾经几次越线:每个月多挣几美元意味着她会失去上百美元的福利收入:“我工作得越多越努力,反而要接受惩罚。比如,为什么州政府要求你的存款少于1000美元?他们并不鼓励人们存款。有些人尽管工作非常辛苦,但却无法给冰箱里填满食物,而富人却越来越富,同时宣称穷人抢走了他们口袋里的钱。我们却以为富人会做出最好的决定,我去给他们的房子打扫卫生之前也是这么想的。”

兰德作品的背景设定在巴拉克·奥巴马的任期,但她也忧虑地观察着特朗普政府的福利和税收政策。“特朗普政府让福利变得更难,他们提高了符合资格的年龄,或者要求州政府完成更多文书工作。他们一直坚持认为穷人不工作。”特朗普当选的时候,她哭了。“这让我感到害怕。突然,每个人都有胆量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了。特朗普的当选让喷子有了糟糕对待他人的平台。对于一个有两个女儿的母亲来说,这让我很担心。”书的结局很励志:兰德搬到了蒙大拿州的米苏拉,这是她一直梦想生活的地方。她被大学录取,并为穷苦的作者争取资金支持项目,这也让她的作品出现在了《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

她找工作的时候,社会仍然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她只好为一家私人公司做家政工作,拿着4.65美元的时薪,去整理她梦中才能买得起的房子。

可怕的是,她住进流浪收容所前的生活非常普通。20多岁时,她在各种低薪工作间轮转:咖啡师、遛狗员、在农贸市场摆摊。她身上没有那些社会用来解释其贫穷的普遍因素:没有酗酒毛病、没有嗑药历史、家庭生活正常。28岁时,她怀孕了,但孩子的父亲愤怒至极,威胁并辱骂她。兰德没有家庭可以依靠,不得不进入福利系统,搬到收容所居住(她的女儿在这里学会了走路),然后又搬到中转之家,之后是停在路边的拖车。她一直想稳定下来。

尽管兰德现在不享受福利政策(但她仍然住在低收入人群住房中),但金钱并不能疗愈所有的创伤。在福利会议、超市队伍、发生预料外消费时,她总会不停地自我审视。贫穷带来的代价就是焦虑,让人既不相信幸福,也会产生创伤应激后遗症。“现在我很少焦虑,因为事情还算顺利。”当我问她是否会休假时,她似乎很震惊:“假期意味着机票钱、酒店钱、饭钱,还要花钱请人照顾孩子。在海边待上一个星期值得这些花费吗?锻炼、远足、淋浴……我没时间做这些事。我有很多衣服要洗,我要去接孩子,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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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佣》2010年,兰德和女儿米娅。图片来源:Stephanie Land

报纸之外的世界里,事情仍然没有变容易。毕业一个月后,她生下了小女儿卡洛琳,取名自尼尔·盖曼小说《鬼妈妈》(Coraline)的主角(盖曼很支持她:“我曾寄给他一张卡洛琳的照片,我们几乎成了朋友。每当我有文章发表,他就会发推说‘我为她自豪’,他特别好。”)。她与米娅的父亲杰米建立了平衡的关系,但嫁给了另一个男人,但是,丈夫会对她家暴。

像兰德这样的家政工,也许是美国梦迷思的最大威胁:她工作极为努力,却发现自己的国家根本不愿意看到她成功。她的新书《女佣:努力工作,低薪酬,和一个母亲活下来的愿望》(Maid: Hard Work, Low Pay, and a Mother's Will to Survive)是一本记载了她在中产家庭做清洁工作的回忆录,也揭穿了美国一直以来针对穷人的谎言:穷人不工作。用兰德的话来说,她“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工作,去证明自己是个穷人”。

(翻译:李思璟)

“美国梦让人相信,如果你工作足够努力,就能够成功,”她说,“对我来说,我以为我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我的工作还不够努力。”

家政工从你贴在冰箱上的小票、挂在墙上的家庭合照数量、桌子上的文件就能了解你的生活。兰德浏览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脏衣服篮”,让她有时间和角度去仔细思考“工作意味着成功”的迷思。她擦洗过呕吐物、霉菌和血迹,这些人的家里尽管有着2.5个卫生间和豪车,但他们的生活和她一样不开心。在一个被她称为“黄片之家”的房子里,她试图弄清房主的生活:丈夫的卧室里永远放着色情杂志和润滑剂,妻子的卧室里放着一大堆爱情小说。兰德要靠止疼片熬过家政工作给她的身体带来的伤痛,她曾经充满渴望地盯着一位厨师家中的大量阿片药物。在清扫一位抽烟女性本就干净无比的房子时,她发现了神秘房主的秘密:冰箱里全是维珍妮牌女士香烟。